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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教育报考热点的变迁

2015年12月31日 13:06 xgb 点击:[]

作者:刘湘子 [广东教育综合版 /2009年 第9期]
导语
  与新中国建立以来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相比,六十年来教育报考热点的变迁或许微不足道。然而,它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前途息息相关。从中考、高考,到考研、考博,一次又一次的考试,左右着我们前进的方向,决定着我们的成败与荣辱。在中国,考试,从一开始便举足轻重,深刻影响着芸芸众生的人生与命运,影响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
  正因如此,教育考试承载了太多的期望与苛求,日益的举步维艰。但在没有更好的评价与考核制度前,考试仍是最为客观与公正的制度选择。近年来,围绕教育考试制度的反思变革日益受到重视,但真正意义的考试改革却依然遥远。
  站在建国六十周年的节点,回溯和盘点教育报考热点的变迁,并不是为了单纯的记忆历史,而是为了探索变迁背后的本原,以期今日更好的前行。



  五六十年代:“红”重过“专”
  “专业”与“职业”的选择,对于人一生的发展与走向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你一旦“专业”选定,一种“职业”就将与你终身相伴。
  建国初期,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国家急需建设人材。当时正在读中学的青少年,个个都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幻想,都想为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与力量。当时国家对人才提出的要求是“又红又专”,红字当头,出身、政治倾向与表现是排在第一位的。而那个年代的青年对于革命的热切向往,对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是极其纯粹的,很少有掺杂个人的功利目的。如果过于强调“个人爱好”和“远大志向”都将被认为是“个人主义”与名利思想,将会遭受严厉甚至是残酷的“批判”。
  因此,很少有学生从自身的爱好出发填报高考志愿和选择专业。
  那时,报考留苏预备生及军工类院校是高中毕业生的首选,而并非所有高中毕业生都能报考这些院校,只有通过极其严格的政治审查才可以填报。因为这类院校的毕业生,将来所从事的行业和就业的单位都属于国家机密,能进入这些部门,不单要考虑专业成绩,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政治的可靠性。如果能够有幸考上,那是足可以在同学中傲视群雄的。考生对于高校和志愿的选择,并没有太多经济上、就业上、兴趣上的个人想法和现实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热情。比如当时的师范类专业,可以享受全额的助学金,但却很少人把师范类学校当作首选,只有那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因被严格限制报考军工类大学和一些“特殊专业”,才会在无奈中填报师范院校。
  那时的高考志愿表的备注中和现在一样,也有“是否服从分配”一栏。但那时提倡“国家的需要高于个人兴趣”,很少有人愿意背上“不服从分配”的恶名,基本上都会填写“服从分配”。如所报志愿没有达到学校录取分数线,而达到高考分数线,由国家统一分配后,你如果不去报到,将被终生取消再次参加高考的机会。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芸芸学子和众多家长中广为流传。从这句流行语中不难看出,当时的国人,对理工科是何等推崇。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理科生在文科生面前都是趾高气扬,那时只有成绩不好的才会去报读文科。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都报考了理工科的高等院校和理工科专业。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以及由此引出的报考理工科热,并不是理工科真的优越于文科,而是有着浓重的时代背景和深层的社会原因。
  1980年代,在历经了意识形态长时期的风雨飘摇之后,人民大众对于挥舞着笔杆子摇旗呐喊的政治人物有着无法掩饰的厌恶,对于政治有着深深的戒备之心。人民大众对平凡踏实生活的渴望极其强烈,而这种生活最好的基础便是“有一技防身”,基于此,理工科更具优势。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期,长期的自力更生的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在那个年代,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的创新意识是非常的强烈。数、理、化这三科的知识理论,也就成了解放生产力最有力的工具,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成就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当时的知识分子刚刚完成了劳动改造,与工农的联系紧密,不搞论资排辈。只要有本事,无论你是一个小技术员,还是工程师,甚至是普通工人,都有发挥作用的机会。同时工人们主人翁意识强烈,有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的积极性。因此,学好数理化,掌握一门生产技术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毕业生适用社会需要的“防身术“。

  当中专热成为过去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至少有超过十年的时间,中专学校对我国的初中毕业生,尤其是广大农村的数以万计的初中毕业生,是极具诱惑力的选择。现在,是最优秀的初中毕业生上重点高中,次之的上普通高中,最后没办法读上高中的学生才会无奈的去选择中专和职业学校。这放在20年前,肯定是令人无法想象和接受的。当时,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优秀的学生才可以去报考中专,并且每所初中的报考人数有指标的限制,考不上中专的学生才会去选择读高中。只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中专热,同样有着其深层的原因。
  当时,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社会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但是由于十年动乱,各种技术和管理人才极度匮乏。大学当然是培养人才的首选,但是,由于其培养周期较长,根本无法解决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渴求的燃眉之急。而中专学校主要面向初中招收学生,三到四年的学制大大缩短了人才的培养周期。
  1985年左右,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以重点中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中专学校,提出了要办出“中专特色”的口号。即在新经济、技术条件下,在确保一定基础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提高学生的实际技能操作水平和适应能力。为此,各中专学校大幅度地进行实验室和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使中专教育得到了巩固和提高,获得了迅速发展。
  而当时的城乡差距极其巨大,选择报考中专无疑是广大农村初中毕业生尽早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境,扬眉吐气成为“公家人”的捷径。如果选择读高中,既要增加教育成本,让家庭在经济上背上重负,再加上当时高考的招生比率极其低,更增加了学生未来命运的不确定性。因此,当时的考中专热,便不足为奇了。

  成人高考的曾经辉煌
  也许,年龄略长的人都不会忘记,在改革开放初期,想考上普通高校是何其之难,要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是每一位高中生的梦。为了这个梦,他们可以头悬梁,锥刺骨,可以“三更灯火五更鸡”。但是,高考落榜仍是当时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必然的命运和必须接受的残酷现实。于是,许多高中毕业生开始尝试着退而求其次,转而投向成人高考的怀抱。通过参加成人高考,从而接受到梦寐以求的高等教育,进而以知识和学历改变自我的前途与命运成为那个时期很多青年人的选择,说当时成人高考热并不为过。
  而成人高考的发展既有着自己的规律,也有着历史的推动。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来。百业待举,百废俱兴,国家建设急需大批专门人才。而因十年动乱耽误了上大学机会的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已是在岗从业人员,他们提高文化学历水平的渴求极其强烈,但当时的普通高等教育根本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成人高校的迅速发展便成了必然。中央和地方根据社会需要,纷纷建立起各类成人高等学校。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管理干部学院、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教育学院应运而生,普通高校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恢复招生。1979—1983年为各成人高校独立招生。1984—1985年由各省市统一组织成人高校招生考试。1986年起,原国家教委决定各类成人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统一阅卷,统一划线录取。在这二十年时间里,全国成人高考又经历了考试科目由按行业设置改变为按学科类设置,由繁到简的多次改革。成人高考更加规范、合理,成人高考质量逐年提高,保证了成人高校入学质量。成人高考、成人招生在社会的信度大大提高。大批普通高校招生落榜生、三校应届毕业生纷纷转向成人高考,走进成人高校学习。成人高等教育事业飞速发展,适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国家建设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和骨干。

  重点中学热:方兴未艾时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日益强烈,而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迫切。高等教育发展便自然进入了大提速时代,高考招生人数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可以进入到高校学习深造。但这并没有减轻高中生们的求学压力,相反,竞争更加残酷:以前能有个大学读便是欢天喜地的事了,现在是没能读上名牌重点,便意味着将来的工作与出路会有问题。而要上个好大学,便得先进好高中,要想上个好高中,便得先进好初中……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现在是连学前儿童便已开始奔走于各种培训班,快乐童年对于多数孩子来说已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现在各地每年中考时家长、学生、学校的紧张程度早已不比高考逊色,择校热、惟成绩论给学生们带来的种种重压与伤害,难度真的一张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能完全抚慰?更何况,重点中学的学生也只有一部分能上重点大学。所以,只有教育资源分配更加科学,价值观念更加民主和人文,社会分工的差距日趋合理,重点中学热才会真正散去。否则,光是一个“学而优则仕”,便能让国人对重点中学趋之若骛。

  四、六级英语考试热:从需要到无奈
  我国实施英语四、六级考试肇始于1987年,当时全国考生不过十多万人。而到了2003、2004年,每年全国考生人数都达到上千万。其中四级考生八百多万,六级考生三百多万。俨然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单项考试。
  一项原本只是测试高校完成英语教学大纲情况的考试缘何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地位飙升、规模扩大上百倍,成为万千学子趋之若鹜的对象呢?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际交流的频繁与需要和教育教学对于英语的初次肯定,外语主要是英语开始了初次的热度。这种热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但随后的出国热,考雅思,考托福,等等都为高校学生热考四、六级推波助澜。但更大的推手是绝大多数高校的一项潜规则:只要英语考不过四级,毕业时就拿不到学位证书。尽管这项规定的合理性备受争议,却一直延续至今。这使得每一位大学生为了顺利毕业,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英语。而原本一些对自己今后事业发展很关键的专业课学习则被大家忽视和弱化了。一些学子辛辛苦苦学了四年,尽管其它方面学业都很优秀,可由于没过四级考试,就只能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学位失之交臂,带着难以名状的苦涩告别大学生活。英语四级考试成为他们心中一段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痛。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掌握一门外语尤其是英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国人不应夸大英语的作用,赋予其太多的社会功能。唯有如此,英语的教学、考试才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发挥其作为语言交流工具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今年2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但是否能让英语四、六级考试回归本原呢?考验刚刚开始,我们拭目以待。

  香港高校受热捧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内地学生对香港大学趋之若骛,正在颠覆着考生的传统观念。据一项调查显示,65.53%的考生和家长更倾向于到香港读书,香港高校吸引力超过北大、清华等内地名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受关注程度直逼内地知名学府。
  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高校扩招给内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带来严重影响,内地学生,尤其是一流的尖子生越来越看好香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纷纷义无反顾东南飞“远嫁”香港高校。
  当然,我们必须以客观的眼光去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香港大学毕业生成为“抢手货”和“热销产品”,这与它们以学生为核心教育培养机制有着很大的关联。首先,全英文的教学模式全英文的教学模式可能是香港大学有别于内地很多高校的一大区别了,除了中文等专业课程不用英文教授外,基本上所有的课程都会采用全英文的教学模式。中文+英文、普通话+粤语会让学生在就业时更有优势。其次,和世界接轨的金融贸易氛围,也决定了大量实习、就业机会的存在。第三,丰富的出国交流机会也是香港大学的一大优势。第四,学业和就业的有效结合,在港大,当你成为一个大二学生后,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选择知名企业进行实习。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实习是非常正式的。为了能让学生进入更好的公司实习,实习前,港大会组织专人为学生进行模拟面试。再反观内地的高等教育,培养机制与现实形势严重错位:一是滞后的专业设置,毕业生要走向市场求职,而专业设置却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二是僵化的教育模式,本科毕业生要与四六级英语考试挂钩;研究生毕业要发表N篇论文,否则,就无法顺利毕业;三是重知轻行的跛脚教育,导致毕业生缺乏最基本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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